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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辞条 文化 →蔡时英

蔡时英: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。1958年进广州音乐专科学校修理论作曲及小提琴,第三学年兼任学校教职。1961年后在广东民族歌舞团从事演奏、指挥及创作,1967年起担任该团主要领导,主管全面工作。1980年后任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。1986年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。1990年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专职副主席。1995年起任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,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广东省政协第七、八届委员,第八届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。

  长期从事音乐理论、评论工作,其文字散见于各报刊,是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。积极从事音乐活动的组织工作,曾率团访问欧洲九国及美、菲等国。
 

蔡时英:舞台下的指挥家

 蔡时英先生的人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歌舞团到省文化厅艺术处再到省音乐家协会、省文联工作,他都是站在舞台下指挥,他所关心的不仅是文艺家们的某一场演出,而是让每一个文艺家各尽所能,充分施展才华。显然,这是一门难度更高的指挥艺术。

  音乐才华  众人激赏

  记:看您的简历,当你还是一个只有27岁的年轻小伙子时,你就当上了广东民族歌舞团的团长。在音乐人才很少的那个年代,你的际遇应该是引人瞩目的。

  蔡:我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医生家庭,从小爱好音乐。小时候家里就找老师教我拉小提琴。后来在潮安一中(即现潮州金山中学)读书,参加了各类文艺活动,常常登台演奏小提琴,作作曲,受到同学们的欢迎,兴趣就更浓厚,一心要考音乐学院。

  1958年,我如愿进入广州音专,学习小提琴专业。还按照老师的提议,副修声乐。由于我学得比较出色,在三年级的时候,学校让我担负管弦乐系的教务工作和音专的附中当兼职老师,准备毕业后留校任教。

  记:当学生就能赚钱养活自己,你当时肯定是同学羡慕的幸运儿了,有这么好的机会,您毕业后怎么会到了海南呢?

  蔡:我回首起来,我的人生并没有自己的设计,都是命运的驱使,组织的需要。我毕业的1961年,全国的音乐界大张旗鼓提倡民族化,淡化西洋音乐。如果要留校,就要改学民族音乐。这时,恰好广东民族歌舞团(即后来的海南歌舞团)来我校招聘人才,为了还能继续拉我的小提琴,我就背上行李到了海南。

  蔡时英在海南工作和生活了十九年,在那里他不仅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也娶了一位美丽善舞的黎族姑娘为妻。谈起与恩爱的妻子初识的故事,他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他说:“我是打算在海南扎根的,我曾经以为会在海南呆一辈子。”

  廿七岁领导百多人的歌舞团

  记:刚到海南的时候,你多大年龄,适应那里的环境吗?

  蔡:当时我21岁,坐了两天的轮船,才到了海南。从广州这样一个大城市,一下子来到遥远而荒凉的海角天涯,心都凉了。记得有一个晚上,我和几位好友坐在歌舞团门前的海边,看着月亮悲叹人生,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返回大陆,想着想着几个年轻人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  不过,年轻人总是容易适应环境的,我慢慢习惯了海南的环境,越来越喜欢那里,觉得那里挺好的。那几年,我主要在团里演奏小提琴,写了一些音乐作品,也指挥过乐队。我们团总是深入农村演出,我演得很投入,同时也学习了很多民族音乐、民族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,越学越觉得民族文化是个宝藏,取之不尽。

  记:真正爱上海南,是不是也因为爱上了那里的姑娘?

  蔡:(笑)是啊。那段时间,我也遇见了我的妻子。她是海南歌舞团最年轻的舞蹈演员,一位黎族姑娘。她12岁就开始参加演出,16岁时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,伴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跳过交际舞。她性格很活泼可爱,很多人喜欢她。

  那几年,我们在一起排练舞剧,到外地去演出,相处时间久了,慢慢互相产生好感,走到了一起。1965年,我和她结了婚,当时就想要扎根海南,不再想着回广州了。

  记:之后文革就来了。我听说你们当时有一段很有趣的旅行。

  蔡:文革时广东民族歌舞团也解体了。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一年,和很多年轻人一样,也背着背包参加了全国串连,在路上和大队走散了,我们两个人结伴从广州到北京,再到上海、杭州,最后回到我的家乡潮州。虽然局势很乱,但我们的旅行倒很愉快,两个人口袋里没有钱,就去找接待站,口袋空空就跑遍了全国。现在成为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

  记:现在很多人提起您,都会说您27岁就当了广东民族歌舞团团长,有丰富的领导经验。这是不是在您旅行结束后发生的事情?

  蔡:那年我回到海南后,和一批同事一起组织了共有200多人的“白毛女演奏团”,排练民族舞剧《白毛女》。在别人进行派系斗争时,我们不想丢掉自己的艺术,坚持到海南各地巡回演出。这个演出团由我带领,我也负责团里的主要事情的决策。

  演出回来后,党委决定重新组建广东民族歌舞团,并改名为海南歌舞团,让我当主要负责人。海南歌舞团有170多人,规模很大。我们也是坚持下基层,一心搞演出。那时演出条件非常艰苦,但是由于坚持演出,我们却在艺术上取得很大的进步。我们的两台大型歌舞在1970、1972年两次全省汇演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。

  记:自从当了海南歌舞团的领导后,你就放弃了拉小提琴的专业吗?

  蔡:在海南,我艺术上的学习一直没有中断,还是随团一直坚持参加演出。除了原来从事的音乐演奏工作,我学习了很多民族音乐,特别对艺术民族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一直认为,我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是我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,需要挖掘、整理、提高并发扬光大,向全世界推广。那段时间,我学会了管理一个团体,学会了让一群艺术家更自由充分地发挥才能的工作方法,让他们创作出优秀作品。1971年,我曾被调去组建海南话剧团并担任团长,在那里,我不仅要管理,还要参与剧本创作,学了不少话剧方面的知识。不久,组织上又调我去负责重新组建海南琼剧学校。其后,我又回到了海南歌舞团。

  1980年,蔡时英服从组织安排,调到广东省文化厅艺术处从事文化管理工作,后来再从文化厅调到省音乐家协会,再调任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。整整二十年的时间,他为广东省文化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。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至今还记得,1982年,蔡时英老师带着年轻的他去了沈阳参加全国民族乐器演奏大赛,获得民族器乐演奏表演奖第一名。与此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,蔡时英不仅造就很多艺术家成功的契机,获得了他们的尊重,也成为他们的终生好友。

  音乐家的好朋友

  记:音乐界的好多名家都经常提起你,你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,听说你还是星海音乐学院校友会的名誉会长。你在音乐界以及文艺界有着很高的声誉,你觉得这与你的经历是否有关?

  蔡:我确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文艺界。1980年,省文化厅把我调回广州,到文化厅艺术处工作。这段时间,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行政管理和文艺理论方面,在原来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一些文艺发展的规律。1985年,广东省音协换届,当时的领导人李鹰航、张隶昌希望把我这个年轻人调进省音协工作,为省音协增加一些活力。因为我懂音乐,又有艺术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。1986年初,我担任了省音协秘书长。1990年,我又被选为广东省音协专职副主席。可以说,我的人生与音乐界息息相关,参与并见证了广东音乐界的发展历程。

  记:您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,负责省文联的全面工作,应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

  蔡:当时我已经55岁了,觉得自己年龄也大了,差不多可以退休了。由于音协主席团和文艺界许多同志对我工作的肯定和推荐,也经过调查小组多方面的考察,省委充分肯定了我多年的努力,决定由我来负责省文联的全面工作。

  记:你是如何认识文联在文艺事业上的重要性的?

  蔡:在文艺事业的发展中,文联是一大家庭,各文艺家协会是这个大家庭支柱,各协会的繁荣意味着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。我对文联事业的基本认识是:第一,让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轨道上运行;第二,推动文艺界的发展,推出好的作品和人才。第三,要有一种服务的态度,全心全意为艺术家服务。

  我对自己说,我不是来当领导做当官的。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艺术家我怎么领导?我是来服务他们的。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,艺术家就会紧密团结在文联周围,形成一种和谐的气氛,一种凝聚力,有了良好的氛围就会出更多的作品。

  记:您在任省文联党组书记时,是否把工作基本上都围绕在服务这个理念上?

  蔡:是的。我们的工作都从这个出发点开展,包括工作方式、工作内容等方面,全部围绕着为艺术家服务。另外,省文联机关已经成为一支较大的工作队伍,我还需要注意对强化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。值得欣慰的是,六年里,整个文艺界一直比较活泼、和谐,大家都很团结。我们文联的工作者都很清楚地认识到,我们要把文联办成艺术家自己的家,起到真正服务的作用,全心全意为艺术家服务,了解他们的想法,把党的一些方针主张通过我们的工作让他们接受,我们要为艺术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,帮助他们,为他们解决问题。

  记:大家都说您的朋友特别多,和很多艺术家关系都很好,甚至包括已故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。

  蔡:王洛宾是一个很朴素、谦和的老人。他复出后的第一场作品音乐会是80年代初在我的参与下在广州举办的,之后我还通过台湾和香港的朋友,帮助他加强在海外的宣传和评介。他对我很有感情,不管到哪里,总把一些当地演出的资料寄给我,直至去世前,我和他保持了近20年的联系。

  其实,在广州文艺界,我也有很多好朋友。林墉和我是中学同学,有几十年的交情。他喜欢美术,我喜欢音乐,后来各有发展。没想到在省文联又有了共事的机会。我通过当省美协主席的他,了解到不少美术界的事情。他呢,有很多问题也愿意和我沟通。

  郑秋枫、李鹰航、施咏康、施明新等老师是我的前辈,我还有许多年轻的朋友。在生活里,我们的关系都很好,我常常和这些朋友们一起结伴出门去旅行或参加音乐界的活动。老朋友们在工作、生活中给了我很多帮助,我们能相互理解,彼此照顾。

  2001~2002年,由于年龄的原因,蔡时英逐步淡出省文联党组书记和省政协的工作。作为一个热爱生命,热爱文艺事业的音乐家,他又重新回归一生热爱的音乐事业,继承钻研音乐史,和了解更多的音乐作品。同时,他还参与很多促进文艺界发展的活动,一往情深地关注广东文艺事业。面对广东文艺界的现状,他仍然在思考,希望进一步促进广东文艺事业的发展。

  作品是文艺发展的关键

  记:现在广东省提出建立文化大省的口号,您认为广东文艺界应在哪些方面作努力?

  蔡:广东文艺界还是要花很大力气去推动文艺创作。这些年,广东省文艺创作不太平衡,作品不是很理想。尤其是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在全国都比较薄弱。比如说,交响乐、歌剧舞剧等的作品近年来都不多,有影响的作品更少。这个现象我们一定要关注。

  我认为发展广东文艺,抓作品创作是一个重点。这涉及两个问题。

  第一,如何把文艺团体办好。文化团体如果没有办好,对艺术家来说,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舞台,出不了好作品,人才也出不来。从我们目前的现状来看,目前我们在管理体制以及团体的硬件建设方面,都存在很多的差距。

  2000年省政协曾组织对省直文艺团体进行视察,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,我们省应该集中力量办好若干个有代表性的文艺团体,其他的团体采取国家资助的方式,或者推向市场,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发展开拓。

  我们要谈谈我们演出的阵地。目前我们剧场也落后,没有好剧场来提供一个好的演出的阵地。还有,我们要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,比如说,一个艺术团体即使有了好节目,也进不了文化市场。原因在哪里?就是没有好的文化市场机制。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、寻找发展道路,向全世界推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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